在时间的河流里，我们总会打捞起些什么，那些在我们的成长纪念碑上打上鲜活印记的人和事总令我们难忘。

　　2002年的秋天，我如愿以偿摆脱了数理化的困扰，成了文学院的一名新生。文学院的老师大多个性鲜明，但对学生却也大多和气、宽容。只有“老徐”颇有些与众不同，学识之渊博自不必说，“老顽童”的绰号也是实至名归，但对学生却真称得上是铁面无私的“黑包公”。他，不允许学生翘课，不允许学生课堂溜号，不允许作业敷衍，不允许考前划题，不允许论文抄袭，不允许大一谈恋爱。其实，诸多的“不允许”也只是让学生对学业有一种基本负责的态度，但在用“自由”标榜“青春”的大学校园里，他的“严”有点格格不入。学生对他是又敬又爱又怕，感情很复杂，却在每次聊天时都绕不开有关他的话题。毕业后，大多数同学都在各地作了老师，每当忆起校园生活，忆起那些见证我们青春的人，总有人会说：“很多知识都忘了，现在留存的也就剩下‘老徐’逼着自己学的那点东西了。”在大家的回味中，才觉出“老徐”的好，是那种可以感恩一辈子的获益感和幸福感。

　　也许是与“严师”有缘，读研时，又被分到“文学院史上最严导师”门下，想从他那里出师，自己得先掉层皮。其他的导师一月也和学生见不了几次面，而我们却每周都开读书会，读经典，提问题，谈感悟，共研讨。逼得我们不得不坐在冷板凳上，慢慢走进《圣经》、《裴多》、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等晦涩难懂的原着，去探寻文学背后的精神资源。老师学识渊博，思维敏捷，语言犀利，每次交论文都心中忐忑，等来的大多是体无完肤的批评，论文的命运也只有一个“重写”。每每心力交瘁，殚精竭虑写完一篇合格的论文，都有一种浴火重生的感觉。如果谁的论文得到了他的肯定，那便堪称获得文学院的最高殊荣了，其他同学必定对其另眼相看。

　　眼见着别的同学忙着兼职、交际、找工作，我们也向老师抱怨说，现在社会只看文凭，有反复修改论文这时间，还不如让我们出去找个好工作。老师从不用看得见的实惠安抚我们浮躁的心，而是说：“在该做什么的时间就做什么事，况且，做好一篇论文的态度也就是你们做事的态度，现在能够认真、严谨地对待写论文，以后才能很好地对待工作。”这番话似醍醐灌顶，让我们的学习、生活从容了许多。

　　许多人爱读苏轼的文章、诗词，感慨于他的天才之思。殊不知，苏轼年幼贪玩，父亲对其读书要求近乎苛刻，以致苏轼晚年还做梦，梦到父亲要检查自己的课业而惊恐不安，“坦然悸悟心不舒，起坐有如挂鱼钩”，可见父亲的严厉是伴随苏轼成长的一根鞭子。人在惰性和惯性中的沉沦会不知不觉，而那棒头一喝的警醒虽然让我们疼在骨头，却足以令我们一扫萎靡，精神振奋。

　　正是有了重重“严管”，我们才能时时感到一种重负，一种压力，一种紧张，我们的生命才不会有不可承受之轻的虚妄和迷茫，我们也才能更真实地感受到天空的寥廓，大地的厚实，才能更认真地思考生命的价值，人生的意义。